国际非营利组织民主联盟基金会委托德国民调机构拉塔那（Lantana）进行了名为“民主认知指数”的问卷调查。调查于今年2月24日至4月14日之间进行，对全球53个国家的53194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
这份名为“民主认知指数”的民调显示，世界民众对民主重要性的认可度较去年上升3个百分点——81%的受访人认为自己国家拥有民主是重要的。
该民调显示，在中国，85%的受访者认同民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的“民主指数”多年来一直在全球排名倒数，却有7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实现民主，并且已足够民主。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只有53%的民众认为自己国家已实现民主。即便是在被美国非营利机构自由之家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中，也只有58%的民众认为本国已实现民主。在被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中，波兰表现垫底，只有30%的波兰民众认为本国真正实行民主。
中国85%的受访者认同民主的重要性高于世界民调的81%，显示中国人对民主的强烈追求。大凡民主受到政府限制和剥夺的国家都会激发民众的追求。但有7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实现民主，且已足够民主的民调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这与中国的民主现实是相反的。如何理解这个民调结果呢？
第一，中国人不会讲真话
旅美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自由媒体，民众言论自由也受极大限制，所以对中国民众的这一调查数据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宣传洗脑的成功，另一方面是部分民众不敢批评政府，不敢说中国不民主。我赞同滕彪的观点，习近平执政九年是中国人权灾难的九年，中国人已不能自由表达，因言获罪、告密和文字狱已成社会新常态。在此情况下，一个西方民调机构如何能够让中国人讲真话呢？或许中国的民调就是中国人对极权政府的嘲笑：人人追求民主，但面对不民主的现实却不得不说中国已经很民主，自己很享受。
当然，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人其实早已不会讲真话，这是西方民调机构难以理解的。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多年前的文章《谋略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改造》说：中国是一个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文字狱盛行的国家。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与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
中国人经过文革的洗礼，早已注射了讲假话的疫苗，对讲真话具有超强免疫力。中国人也有在假话中发现真实信息的生存能力，那就是对党刊、央视倒着看，反着听。人民日报、央视说要依法治国，老百姓就知道政府要耍流氓了；政府说现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老百姓就知道通货膨胀很严重了。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讲真话的时期，虽不多，但的确有过。第一个讲真话时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第二个讲真话时期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文化大师群星璀璨。第三个讲真话时期是中共建国初期，后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结果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第四个讲真话时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碰撞、激荡、融合、创新。思想文化、科学艺术、民营经济、宗教领域，全面迎来复苏的春天。“八九六四”后，中共关上了讲真话的大门，但还是开着一些小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人闭上嘴，道路以目。
讲真话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讲真话，人才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信任，有创意。讲真话也是善政的基础。假话的背后，是当权者的蛮横霸道和社会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它必然带来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和腐败盛行。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当权者妄自尊大、盲目自信，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昏聩，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1984年，习仲勋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提议道：“能不能出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或者制度？”习近平的确没有继承他父亲的衣钵，而更多传承了毛泽东极权主义的毒素。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果没有一个讲真话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瞎折腾。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的国家，人民只有噩梦而不可能有美梦。
第二，中国人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
中国的民调结果85%的受访者认同民主的重要性与世界民调的81%相当，表明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都热爱民主，只不过中国人在长期的政治压迫下，不敢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
大多数中国人赞同普世价值，他们的基本政治观点是：尽管中国存在很多问题，但美国和其它国家也经历过，需要时间去解决。中国正在解决一些问题，并最终中国能变得与西方相似或者超越西方。
中国人认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不折腾，沿着邓小平路线走，经济开放，改善民生，适度政治变革，尽管有很多冲突出现，但它的执政基础还是牢固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将处于溃而不崩状态。但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时代是否定邓小平路线的时代，是一个折腾的时代，是一个不断制造灾难的时代，它已经使中国人感到焦虑和不安。
一些民运人士常把中共看成一个整体，将中共领导人视为一丘之貉。这种观点或许并没有错，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与习近平时代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习近平的红色帝国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改弦更张，尽管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红色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或许冯崇义教授将邓江胡时代界定为后极权主义，习近平时代为极权主义的观点，更准确地洞悉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习近平执政九年，中国人就像跳人权脱衣舞一样，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一件件被脱掉，甚至连宪政民主和公平正义都成了带有政治风险的敏感词语。中国人真的感到自己已经充分享有自由了吗？当然不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一年多来，网信部门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上百亿条，处置各类账号、群组3499万余个，关闭网站平台1.8万余家，下架移动应用约1.6万款。网信办工作人员平均每天“处理”信息约3000万条，每天“处理”账号、群组约10万个，每天关闭网站50家。网信办删帖删得手瘫不正好说明中国人对政府倒行逆施的不满和愤怒吗？
第三，改变中国的不是大多数中国人
对待中国的变局，部分民主人士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大多数人觉醒，才能改变中国。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解。试问，辛亥革命时，有多少中国人理解和支持推翻清朝。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永远是少数人，不知不觉的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辛可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事实上大部分人永远都是看客，最多就是跟着起哄而已。历史的经验是，如果大部分人对一个王朝表示不满甚至绝望，其中一部分人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只要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任何一个王朝必将在劫难逃。
所谓人民创造了历史，不是人民真正觉悟了起来抗争，而是人民的不满、绝望与冷漠为少数人的表演创造了舞台。人类的历史莫不如此。事实上当李自成们起兵叛乱时，并没有得到多少百姓的支持。在他们看来，李自成也好、大明朝廷也罢，没一个好东西，农工学商个个做壁上观，权当看一出狗咬狗的闹剧。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拉塔那的“民主认知指数”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热爱民主自由。中国的“民主指数”多年来一直在全球排名倒数，却有7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实现民主，且已足够民主。这一巨大的反差并不难理解，因为在文字狱、因言获罪的中国，中国人不敢讲真话。试想许章润、任志强、孙大午、张展、耿潇男和蔡霞讲真话的悲惨结局；19岁的重庆男孩王靖渝因为质疑中国军方在中印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居然被境外追逃。在如此严酷和风声鹤唳之下，中国人通过反讽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政治倒退的不满。目前中共内外交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也不再对中共抱有幻想，一个中西全面对抗的时代已经到来。面对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消极悲观，因为中国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
